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和机器人在各行业的迅速应用让人们越来越担忧失业问题。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开始关注如何做才能确保机器人不会从自己手中抢走工作。

　　比尔盖茨的做法是，呼吁对夺走人们工作的机器人征税。这一想法遭到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反对，比如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官员Larry Summers，他认为机器人是工作的创造者，对它们收税的想法是极其不妥的。还有一个饱受争议的想法是保证人们的基本收入，这个想法是说让每个人能够在任何情况下获得最低的收入保障，以此消除科技带来的失业影响。

　　事实上这些争论的关注点都是错的。工作岗位并不会因为单一的技术产生或者失去，关键在于利用这些技术力量的商业模型产生了变化。比如说，优步或许专注于打车软件服务，但是它的商业模式却是多个应用的集合，包括了算法、汽车和GPS在内，所有的这些都是围绕一个商业模型构建的。

　　我们能够从上个世纪录制唱片的历史中看到类似的案例。上世纪30年代的录制技术本身并未威胁到现场演奏的工作。但这项技术与无线广播、唱片机和商业运作模式的组合让音乐家们丢掉了自己的工作。旅馆、酒店和酒吧使用点唱机取代了现场表演。点唱机的成本更低，不用满足那些加入工会的音乐家的要求，而且不需要命令就能够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演奏。

　　早期的音乐录制技术让一些现场演奏的音乐家丢掉了工作并且损害了他们的知识产权。不过这项技术确实为音乐产业赚取了大量利润，因为它能够吸引更广阔的社会阶层。无法接触到大市场的那些小乐队和部分音乐家能够借助这项录制技术接触到小众观众。更重要的是，这项技术的传播让新的音乐派别涌现并最终进入主流市场，比如说波普爵士乐。

　　虽然历史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过去，但是它对于未来的趋势毫无指导作用。这是因为19世纪引发产业革命的技术与今天的技术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考虑到全球经济的整体特性、技术变革的快速性以及技术泛滥带来的不确定性，技术的影响变得非常强烈，而且我们难以预料新的想法会从哪里涌现。工作岗位的产生和失去需要在整体商业的背景下考虑。

　　音乐录制技术与现在的机器人技术之间主要存在四个区别。首先，机器人被接纳的速度超过音乐录制技术。行业的竞争压力迫使企业家们关注并且使用那些能够让自己保持行业领先地位的技术。比如说，中国的制造企业为了应对工资的增长，成为世界上接纳工业机器人最快的群体之一。

　　第二，机器人的影响很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担忧，因为工人们会担心他们的工作被机器人夺走。部分原因是许多领先的企业依赖于那些位于不同区域和国家的供应商。比如说，波音公司的供应链分别来自于美国、欧洲和世界上其它的许多地区。

　　第三，机器人的进步呈现指数级增长，而人类学习的速度只呈现缓慢的线性变化。机器人的学习速度在短期内就能翻倍，而人类的学习速度增长缓慢。这是由于技术变得越来越丰富，而且机器人能够学习改善算法。比如说3D打印技术已经从数字技术的进步当中获得了好处，现在它能够实现从工程学到医学的各种不同应用。新技术出现的越多，出现新应用的前景就越广阔。许多发明者都开始以全新的方式利用现存的技术。

　　最后，自动化技术的影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感觉到，这就会加重公众的担心并且缩小适应空间。这主要是因为机器技术已经达到一种高度，它们学习执行新任务的速度远超过人类再培训的速度。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包容性的社会政策，能够更快采用新技术、更多地支持新行业并将新技术带来的贫穷和不平等等负面影响考虑在内。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考虑：如何将社会体系与技术结合成一种更加公平和更具弹性的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