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网易旗下微信公众号“看客insight”（ID：pic163），摄影：顾天下，采编：胡令丰

“中国留学生是不是都很有钱？”几杯啤酒下肚后，足球社的藤井后辈这样问。我竟一时语塞，身边家境优渥的朋友确实不少，但放大到整个留学生群体，我只能回答：“我也不知道啊。”

酒局结束后，这句不经意的玩笑话一直埋在了心里，挥之不去。

2017年5月，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总数首次突破十万大关，占赴日留学生总数的40%。然而，对于这群数目庞大的留学生，大部分人对他们的生活却知之甚少。

他们为什么选择前往日本念书？现在正过着怎样的生活？带着这些疑惑，我背着相机，敲开了一百多位中国留学生的家门。

以下，是其中的十四个故事。

我做了半年快递员

晶晶，24岁，学习院女子大学

18岁那年，一句日语都不会的晶晶，独自来到日本求学。

为了减轻负担，她找了一份快递分拣的兼职，收入不错，还不用说话。

晶晶每天负责的工作，是将流水线上的快递搬到指定的区域内。而偌大的工厂里，目之所及全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大叔，像她这样的年轻女孩简直是异类。

这是一份扎扎实实的体力活，遇到大件物品，晶晶只能靠在传送带旁，用身体做支撑，常常一个通宵下来，腿上全是深深浅浅的淤青。

半年后，晶晶练熟了日语，换了新的兼职。目前她在会计事务所当助理，也准备申请相关方向的研究生学校。

最穷的时候，就捡过期便当吃

一木，24岁，大三

来日本四年，除了大一的学费，一木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

最困难的时候，她打了三份工，在超市后厨做寿司，在便利店收银，在筑地的海鲜店做服务生。一周七天排得满满。

便利店晚上会统一处理掉当天的便当、炸鸡和三明治。为了省钱，一木就从这些“过期食物”里挑出喜欢的，一天只吃这一顿。

一木说，她来自单亲家庭，原以为自己跟母亲截然不同，所以才会经常吵架。出国这些年，她才发现自己身上有不少她的影子。

她会像妈妈那样，把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而妈妈最辛苦的时候，从来不会向姥姥开口。

我在日本做代购

时雨，24岁，嘉悦大学

留学之余，时雨做起了代购生意。客户都是老家的亲戚朋友。他说：“天津人不爱化妆，如果我家在上海，肯定赚翻了。”

最离奇的一次，是国内的哥们儿请他代购日本“土特产”，时雨咬咬牙也捎了。

这个原来对化妆品一窍不通的男生，如今对资生堂眉笔、Mac睫毛膏、“大表姐”口红如数家珍。去年回家，他还给妈妈买了一支YSL的最新款香水。

妈妈从不阻拦时雨的决定，总觉得离异后亏欠了儿子。听时雨说想去日本留学，妈妈说：“只要你想学，我就依着你。”

在东京，出门要带一堆钢镚儿

戚七，24岁，房地产销售

戚七面试的第一份兼职，是一家中餐馆里的服务生。店长打开菜单，让她用日语念菜名。戚七支支吾吾地念了，对方说：“行，回家等消息吧。”

第二家店是麦当劳，戚七应聘成功了。上班第一天，主管看到了她手上的纹身，面露难色。于是工作又黄了。

那时候，戚七身上只剩下两千元人民币。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只能收拾行李回国。

幸运的是，她找到了一份没有任何要求的兼职——切牛舌。只要穿着防护衣，在几度的冷库里站一天，切肉、腌肉、切肉、腌肉。

“怎么也想不到，我会跑去日本做女工。”戚七说，“不过夏天还蛮凉爽的。”

如今，戚七早已离开了牛舌厂，生活看上去变好了，但整体依然很丧。人生的烦恼循环往复，打工、升学、考试、毕业、工作、业绩……“每一天都很累。”她说。

戚七说，她至今不太适应，出门要带一大堆钢镚儿。相比之下，北京的煎饼果子摊都挂着好几样二维码。

但回北京能干嘛呢？可能只会每天呆在家里吧。

我一点也不喜欢东京

六六，日本文化大学

六六一脸笃定地说，决不会喜欢上东京。这是她留学的第二年，日子过得昏昏沉沉，除了盼着毕业回国，毫无念想。

烟火大会、日料餐厅、闪闪发光的新宿夜景，都不足以抵消身居异国的不适。六六说，自己始终是个外地人。

她唯一宽慰的时候，是冬天窝在房间的被炉里，摆好零食和饮料，刷一整天电视剧。

说到来日本的理由，六六从小就喜欢日本文化，喜欢锦户亮。来日本的第一年，她去了偶像的东蛋演唱会，位置离舞台很远很远，“锦户亮就只有一小丢儿”。

来日本后，我变得很受欢迎

小白，24岁，武藏野美术大学

小白画画时不喜欢穿衣服，衣服有重量，会影响落笔的轻重。

学油画的小白说，他最喜欢的画家是梵高，而梵高喜欢浮世绘，他想代替梵高看一眼喜欢的地方。

来到日本后，小白意外地发现自己变得特别受欢迎，情人节能收到50份巧克力。不过这些好意他都拒绝了，理由是“不能只喜欢我的脸”。

小白常年失眠，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为了缓解疲惫，他会定时前往东京附近的河口湖进行短途旅游，绕着湖边散步，换来一宿安眠。

河口湖附近有一片树海，也被称为“自杀森林”，小白偶尔会去那里闲逛。他形容，树海的信号很差，容易迷路，但有一条专门留给行人的小路，小路两旁的树上常常绑着的红线——那是准备离开的人们，担心后悔时找不到回来的路，而特意留下的记号。

小白还记得，一年冬天雪夜，他如往常般在湖边散步，星星很多，空气很干净。对岸的车站、路灯和月亮倒影在湖中，像极了梵高的画。

日本同学觉得我很可怕

耳朵，22岁，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美术学科

开学头一个月，沉迷于画画的耳朵没跟同学说过一句话。直到他听见了班上两位女孩的窃窃私语：

“那个人画的好好啊。”

“可是他看上去很可怕……”

耳朵这才缓过神来，自己是不是表现得太冷漠了。一天早上，他对班上同学打了声招呼，对方愣了一下，赶紧回道：“早上好！”

渐渐，耳朵融入了班级。他是班上的尖子生，每次老师走到他的画前，只有一水儿地赞美之词。渐渐地，他学会了分辨：

画的好，老师会说：“画的真厉害啊！”

画的不好，老师会说：“画的真漂亮啊！”

日本人真的很不擅长拒绝

橘子，22岁，东京造形大学

上海姑娘橘子说，来东京的第一年和第三年，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到了第三年，她开始想念上海的外卖、水果、蔬菜和朋友。

在最喜欢交朋友的年纪，橘子发现自己跟日本朋友间始终隔了层纱。一次，她约同校学姐看电影，对方笑嘻嘻地答应了。出发当天，却临时找了个理由爽约。

“其实直接拒绝我就好了，但日本人真的很不擅长拒绝。”她说。

我嫁给了一个中国人

小曦，28岁，公司职员

在日本客户的推荐下，小曦辞掉了外企的工作，独自来东京打拼。她不想考研，觉得浪费钱，打算从语言学校毕业后直接工作。

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小曦还住在租金便宜的和室里，地上铺着榻榻米，下雨天会泛起一股发霉的草味儿。她的房间在二楼，没有浴室，洗澡要去一楼的房东家借，每次一百日元。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直到今年四月，小曦如愿找到了工作，更换了签证。六月，东京街头开满紫阳花，小曦跟兼职公司的中国前辈结了婚，搬进了拥有水泥墙和木地板的房子里。

我被中国姑娘甩了

小张，27岁，研一

“留学时能找到女朋友的，只有三种人，有钱、长得帅、做饭好。”小张说，自己显然不是前两种。

小张吃不惯日本菜。一开始，他每周和留学生相约去吃海底捞、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时间久了，便开始自己下厨房，还叫上五三好友一块儿吃。

三年前，小张鼓起勇气对喜欢的女孩说：“来我家吃饭吧。”这就样，女孩变成了女朋友。两年后，又变成了前女友。

如今，小张回到了六年前刚到日本时的状态，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至少生活费比较充足，可以对自己好一点。”他说。

我想在东京买房子

梅原，26岁，房地产销售

身高180、体重180的梅原，初到日本时，只能蜗居在不足六平米的格子间里。这是一栋被语言学校承包的大楼，一共四层，每层10个房间，在日本被称为“学生寮”。

搬进来后，梅原才发现，那一层楼除了他全是女生。木造的房间不隔音，梅原常常能在半夜听见隔壁女孩吹头发的声音。

朋友取笑他，这明明住进了女生宿舍，梅原却不以为然。半年后，他和楼下的男孩商量着离开，在池袋附近租了43平米的两居室。

考虑到家里的经济负担，梅原放弃了考研，成为了一名房地产销售。

在他看来，这仅仅是一个跳板。不过入行后，他被中国客户买房的热情所感染。梅原盘算着，工作几年，攒点钱，在东京买一套小房子，也挺好的。

我是要成为漫画家的男人

B，23岁，东京工业大学

下飞机的瞬间，B有些恍惚。同一架航班上的游客早已有说有笑地离开，偌大的通道上只剩他孤零零的身影。这一稍纵即逝的瞬间，仿佛生活悄然埋下的伏线，“接下来的路要一个人走了”。

B选择独行的这条道路，是成为一名漫画家。这个外形魁梧的男孩，身上透着一股少年漫画的热血劲儿——他喜欢《海贼王》，喜欢路飞，想成为漫画“这片海域上，最自由的人”。

不过东京并没有想象中的色彩斑斓，东京是灰色的。“这里不是实现梦想的地方，而是提醒你梦想还没实现的地方。”他说。

B正在创作第一部作品。出道后，他打算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笔名早就想好了，叫“吾辈是熊”。

我是一名“村上主义者”

Izard，28岁，中文教师

Izard称自己是一名“村上主义者”。

他还记得，第一次接触村上春树的作品，是17岁那年在图书馆读到了《东京奇谭集》，书中收录了五部短篇小说。这本薄薄的148页文集，为少年平淡的高中生活带来了新鲜空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Izard大学念的是日语系，本科毕业后又申请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专业方向是研究村上春树。读到日语原版的那一刻，他才发现，比起林少华的译文，日文句式更长，节奏更缓，“原版书要比中文厚一倍”。

如今，已经步入职场的Izard，依然保持着阅读的习惯，村上春树最新的长篇《杀死骑士团长》还有100多页没看完。

“村上年纪大了，变得有点啰嗦。”Izard笑称，但他依然能从字里行间找到十年前的那份悸动。

“不知道现在的中学生还会不会读村上春树呢，可能连读书的机会都很少吧。”他说。

我喜欢上了这座城市

小杨，29岁，日本私立大学

2015年，小杨的公司从黑龙江撤资，她所属的行政部被整个裁掉。27岁的她，发现自己没钱、没工作、没有一技之长。

“其中也清楚，这份工作不可能干一辈子。”小杨觉得，来日本是个无比正确的决定。从未离家的她，在异国迅速完成了升级迭代，不但学会了做饭，还能扛着重感冒做饭。

“现在把我放在哪个国家，都能生存下来。”她很仔细地说。

小杨计划，五年内都要留在日本。她还记得，初到东京时，她在超市排队结账，不小心钱包掉在地上，零钱散落一地。没等她反应过来，四周的日本人，不论男女老幼，都齐刷刷地蹲下来帮忙捡硬币。

那一瞬间，她喜欢上了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