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9日，京东数字科技集团在2019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上隆重发布《2019基于京东大数据的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发展研究报告》。

与传统的基于人口普查和各大城市和地区流动人口报告获取数据相比，京东平台大数据充分覆盖流动人口、动态呈现人口变化。更具实时性和多样性的数据系统为现有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益补充。

《2019基于京东大数据的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发展研究报告》认为，上海、广州、深圳人口迁入来源最多的城市均是北京；杭州、成都、重庆、长沙等二线城市人口净流入强劲，而哈尔滨、大连、沈阳等城市人口流出却非常严重；“下沉消费市场”已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成为拉动中国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北京是一线城市人才库

基于京东大数据，中国城市都市圈悄然形成。与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市圈相比，京津冀都市圈集群特征相对较弱，主要原因是京津冀都市圈非核心城市的发展相对滞后，城市集群的形成也相对迟缓。

《2019基于京东大数据的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发展研究报告》显示，迁出北京的人才不仅集中在北京周围，而是对全国有辐射效应。一线城市中，上海、广州、深圳的人口迁入来源最多的城市均是北京。

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

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北京重点大学云集、“总部经济”发展突出，对人才与一线城市双向流动提供支撑。

杭州、成都等城市人口净流入强劲

近年来，二线城市及其形成的都市圈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和都市圈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19基于京东大数据的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杭州、成都、重庆、长沙等二线城市人口净流入强劲；成都、青岛等部分二线城市表现出很强的都市圈效应和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武汉、长沙、大连、沈阳、哈尔滨等都市圈效应不显著。

报告认为，杭州、成都、重庆、长沙等人口净流入强劲的城市具有收入增速快、产业升级加速、房价收入比低（房价增速低）、人才政策力度大等特征。二线城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应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着力增加居民收入，完善户籍、教育、医疗、养老等配套政策。

通过对京东大数据的观察，二线城市都市圈的发展各具特点。

其中，西安既具备较强的周边辐射能力，又与一线城市保持联系。除北京外，西安人口迁移前五大城市均为都市圈内部城市。

作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郑州与周边的人口联系紧密，城市集群效应较强。其人口迁移前十大城市中，除北京和上海外，其他全部来自都市圈内部。

武汉和长沙与都市圈内外的联系则较为均衡，都市圈效应不显著。主要原因是周边城市发展水平有限，且地理位置与一线都市圈不远，因此与一线城市的联系更多。报告建议，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两个重要城市，武汉和长沙应当增加交流互动、实现协同发展。

此外，大连、沈阳、哈尔滨等二线城市也未表现出明显的都市圈效应。报告认为，在保持与全国其他二线城市联系的同时，应通过加强都市圈内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协同等途径，加强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从而推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

基于对京东大数据低线城市数据的观察，都市圈是决定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低线级城市同地理位置最接近的一线城市人口迁移往来最为密切。同时，强二线与四五线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也非常活跃。

例如，杭州和南京的省内龙头优势明显。与杭州人口迁移往来最多的城市大部分位于浙江，而南京的前十大流入流出地均位于江苏。

下沉消费市场潜力大

随着低线城市人口迁移频率逐渐升高和迁移人口收入的快速增长，“下沉消费市场”已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成为拉动中国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019基于京东大数据的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低线级城市的增速快于高线级城市的增速，四五线城市的消费总额增速领跑其他线级城市，显示出下沉市场具有较大的消费潜力。大量高购买力人口从高线往低线城市迁移推升了低线城市消费的繁荣和消费结构的优化。

人口迁移的背后有哪些驱动因素？沈建光表示，不同线级间城市的收入差距客观上导致高线城市对低线城市的人口有很大吸引力。此外，高房价带来的高生活成本，也会驱动人口从高线级城市迁往低线级城市。

在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集群、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平衡地域差异，统筹高线城市和低线城市的协同发展，增强低线城市同高线城市人口的双向流动，释放低线城市的消费潜力，对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